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背负的文化传统太重，新中国成立才半个世纪，时间太短，又是发展中国家，财力太薄，加上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一直不死，反华心理长期作怪，意识形态歧视严重，得不了诺贝尔奖是自然之事。但是请注意，埃及、印度两国早有人获奖，他们的文化传统重不重？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时间也不过半个世纪多点，可已经拿了12个诺贝尔奖，而且都出在一个大学———东京大学；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遭受意识形态的歧视了，就这人家还获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就连国力大不如我们的小国如巴基斯坦、阿根廷都能获得诺贝尔奖！实事求是地说，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的评选有时充溢了政治偏见，但三大自然科学奖的评选则比较公开、公平和公正。我不知道，在诺贝尔奖一个没有，而且连科学论文、国家技术发明奖都6年空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也是多年空缺的时下中国，季老先生说北京大学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论据是什么？

　　2003年媒体曾报道过北京大学的一项改革措施：教师两次晋升不成就解聘，也就是说凡是不能晋升到教授一职的所有教师都将遭到解聘。与北大的这一举措相比，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这样的：数学界360年没解决的费尔马大定理让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怀尔斯的年轻人解决了，这个年轻人仅32岁就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做了正教授后这个人就“消失”了，9年没出文章。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允许他存在，9年以后就出了最杰出的成果，拿了数学上唯一的一个菲尔兹特别奖，这种极高的评价绝对不亚于诺贝尔奖。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纳什，他早年出成果后不久，神经就出了毛病，一病就是30年。难能可贵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把他留在大学里，并多方予以照顾。30年以后，奇迹出现了，在家人和学校的关爱下，纳什奇迹般地康复了，结果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换到北大，两次晋升不成还解聘，而怀尔斯9年没出文章，他这教授还能干吗？尤其是纳什，神经病30年，如果留到学校，对学校的声誉肯定不会有好处……不能想象，已经到了21世纪知识经济的人本主义时代，北大还在采用机械主义的管理办法。

　　自从上世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以来，因了先生“囊括大典，网罗人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北京大学才成了中国的第一高等学府，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可是，北大的这一优良传统并未延续下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的北京大学已与昔日的北大有了深深的“代沟”。可惜，时下的北大却不敢正视这段惨淡的历史。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介绍北大历史与现在的画册。可“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1957年到1976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余杰《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见《东西南北》2002年第6期，下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7年日本也出版过《东京大学百年》的画册。可对于学生运动并没有回避，而是“用了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

　　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在谈及中国的高等教育时说：“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在国内被顶礼膜拜的北大、清华，其实在世界大学的排名连前200名都排不进去，复旦大学只能排在300名之后，差距太大了。中国要想挤进世界一流大学，要走的路还很长。”(《报刊文摘》2003年10月20日)多么让人扫兴的事实啊，北京大学连世界大学的前200名都进不去，季老先生却说北大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了，老先生德高望重，说出的话却如此矫情，也许正如苏轼诗中所言的那样，老先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当然，清醒者不惟杨福家院士一人。也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专程拜访27岁即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的百岁老人陈翰笙，请他对北大说一句祝贺或希望的话，他沉默未语。一旁有人建议：“你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他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接着他又说：“我希望北大的教授，第一不要兼官，第二要有著作，第三要关心学生，第四要学生提高外语水平。”(《报刊文摘》2004年3月19日)依老先生对新旧北大的切身感受，现在的北京大学连解放前的办学水平都达不到，更何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

　　笔者希望北京大学要勇于正视自身的不足，抛弃世俗的浮华，以人为本从学术科研做起，先努力“办得跟从前一样好”，再逐渐迎头赶上世界一流大学。倘能如此，我们的后辈子孙无须远涉重洋，不出国门就能进世界一流大学深造了。